何为青年，青年何为
1919年五四运动后，“青年”一词在中国逐渐被广泛使用。百度了一下多少岁的人算“青年”，联合国将15-24岁的人界定为青年，国家统计局是15-34岁，共青团是14-28岁，唯有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是14-44岁。按照以上四种界定方式，介乎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，姑且可以自封为“大龄青年”。
大龄青年往往有大龄青年的烦恼，近几年职场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供需冲突，叫“35岁现象”，一边是单位、机构哀叹找不到满意的人才，十个老板九个说人才不够；另一边是求职者的焦虑，很多招聘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。一位人力资源专家解释，那些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条件，都是最基本的入门门槛。哪怕你985、211毕业，英语六级甚至专业八级，能达到这个门槛的人越来越年轻，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单位想要的东西，根本不会写在招聘启事上。也就是说简历上那些标准化、同质化的硬技能已不再是大龄青年的竞争优势。
那么，35岁以后需要的是什么？那些从35岁困境走出来的职场脑力工作者，要么是因为人格魅力，能团结很多人；要么是因为勤于输出，在同行中有了声望；要么是个人视野超出行业本身，可以应对更多新挑战。比如天宫空间站里的三位航天员，翟志刚55岁，王亚平41岁，叶光富41岁。国家从14亿人里挑出3个四五十岁的人，首先说明“35岁现象”这个天花板并不存在；其次，这三个人除了身体素质好、行动敏捷这些优势外，一定源于他们优秀的合作共事能力。试想要长时间地待在密闭空间内，彼此组成一个团队，密切合作；要跟地面上各个门类的专家一起完成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；这都要求他们心理稳定，善于合作，能够进行非常复杂的协调沟通，而这些能力绝非一日之功。
非一日之功，就得谈谈久久为功。记得一次汪涵在杂交稻试验田里采访袁隆平，问：“你每天都要过来看一哈他们？勒个七十年种田辛不辛苦？”袁隆平答：“我们自己种田还是辛苦，我们是乐在苦中。”后又说：“因为它前途光明，所以说快乐，如果前途暗淡的话，那也作不了乐了，懂了吧。”
袁隆平先生这话里有两层深意，一是对前途的乐观，一是追寻途中的苦中作乐。经济学家兰小欢在新书《置身事内》里表达对中国的乐观时，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。他说：“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，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：相信中国会更好。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，而是源于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，源于‘一条大河波浪宽’，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。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，我接受这种局限性，没有改变的打算。”是的，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爱，从来不需要理由。每年我们都有各方面学习的要求，不管是学习重要会议精神，还是学习相关理论著述，学习的一大好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理性的乐观派，相信国家会更好，相信未来会更好，所以发自内心的愿意在统一战线为新时代作出应有之贡献。
再说说苦中作乐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写：“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。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”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：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不是写于五四时期，却与五四精神为一体。
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，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面临出国、工作的选择，但最终“想做点儿事”的想法让他选择留在了国内，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事，“有信念、有梦想、有奋斗、有奉献的人生，才是有意义的人生”。总书记在七年知青岁月那本书中引用胡乔木的《采桑子》：“待入尘寰，与众悲欢，始信丛中另有天。”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说：“民之所忧，我必念之；民之所盼，我必行之。”人世间的悲欢，沉甸甸的牵挂，所言所行直抵人心。
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、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告诉中国人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。时代早为每一个人出了一份答卷，每一个人也都是这个时代的答卷人。
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作为一名基层统战工作者，一名党派大龄青年，脑科学说人脑很多功能40岁才达到巅峰状态，所以，我们的大脑青春正好， 40岁的肉身宝刀未老，骨子里有最朴素的理性乐观和勤奋实干，要像袁隆平先生说的那样：“做一粒好种子，身体、精神、情感都健康。种子健康了，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，枝粗果硕。”这样，也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寄望新时代青年一样：“深入基层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群众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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