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与黄炎培的深厚情谊(上)

作者:赵宾    来源:北碚区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 2023-12-27

毛泽东曾说,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,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。他还曾说,“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,是有原则的合作,是真正的合作,而不是苟合与貌合。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,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。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,只有这种道义之交,交情才能长久”。毛泽东与黄炎培诚挚交往的情谊,便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证明。

 

延安相见 “对”出一条新路

为恢复陷于停顿的国共和谈,1945年7月1日,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、褚辅成、傅斯年、左舜生等6人飞赴延安。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。

黄炎培一行人下飞机后,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:“欢迎,欢迎,老朋友,我们20多年不见了!”

黄炎培感到愕然,说: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!”

毛泽东笑着说:“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,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(John Dewey,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),你在演讲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,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,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。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。”

黄炎培恍然大悟,连连称道:“好记性,好记性!”

此次延安之行,诞生了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“窑洞对”。

黄炎培在《延安归来》中记载:“有一回,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?我答:我生六十多年,耳闻的不说,所亲眼看到的,真所谓‘其兴也浡(勃)焉,其亡也忽焉’,一人,一家,一团体,一地方,乃至一国,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,没有一事不用心,没有一人不卖力,也许那时艰难困苦,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,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……一部历史,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,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,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,我略略了解的了。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,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”

黄炎培这一番耿耿诤言,掷地有声。毛泽东答道: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;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毛泽东的这番话,至今仍是至理名言。

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,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,黄炎培不禁感慨“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,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了”。

返回重庆后,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,黄炎培发表了《延安归来》一书。

香山再会 绘出民营经济发展蓝图

新中国诞生前夕,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,黄炎培离开上海,取道香港,于1949年3月25日辗转抵达北平。

当天,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京“赶考”,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京西郊。在西苑机场,黄炎培等各界人士欢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。当晚,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,欢宴庆贺。

黄炎培十分兴奋,这是时隔四年,他与毛泽东延安相见后的重逢。

3月26日,毛泽东单独邀请黄炎培到其所住的香山双清别墅做客。黄炎培谈起1945年创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。毛泽东说,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,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,并请黄炎培担任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,一方面向中共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,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中共的声音。

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良久。毛泽东的谈话涉及重大的建国方略,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,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、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。

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,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“中国特色”。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,中共的经济政策包括“四面”,即公私、劳资、城乡、内外,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,因此可概括为“四面八方”,即实行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的政策。毛泽东再三强调,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。他深知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威望,对于黄炎培和民族实业的振兴寄予厚望。

3月28日,黄炎培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,分别给上海、香港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出5份电报,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共的政策,同时敦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,共商建国大计。

(原载20231222 日《中国新闻报》 ) “同舟纪事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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